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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实行了怎样的民族政策

admin2022-03-20 14:58:39政治新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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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实行了怎样的民族政策

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实行了怎样的民族政策

东汉末年,身为洛阳北部尉的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和平叛董卓的战争中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建安元年迎汉献帝于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开启了曹魏实际统治时期。从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至建安九年灭掉袁氏残余势力后,南达淮河,西至陇西,北出长城的广大地区为曹操所统一。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下欲统一全国,受到孙刘联军顽强抵抗,兵败于赤壁。此后全国自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以来,又进入三国割据时代。占据着整个北方的曹魏,境内有匈奴、鲜卑、氐、羌、乌桓、羯、卢水胡、丁零等族,民族的复杂性和部分易叛乱地区,使得曹魏不仅面临着蜀吴外部的侵扰,在内的统治仍然不安定。因此曹操北还后,进行休养和整顿,准备平定和安稳政权内部的反抗斗争。

一、曹魏的民族政策

曹魏政权疆域内包含少数民族甚多,其中在河州地区主要有氐、羌、鲜卑等民族。前文中对河州地区的历史沿革中已提到,此时以河州为名的行政区划并未设立,其广大区域于此时是属于秦州陇西郡所辖,它作为民族聚居地、政权边界和战争中间地带的特性没有变。

因此,自东汉时期就陆续内迁于河州的氐、羌等民族对曹魏在陇右建设政权、巩固政权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的到来一方面丰富了这一地区的劳动力和征兵人口,另一方面又继续增加了民族之间的大小矛盾,曹魏必须从两方面来解决问题。针对河州的民族政策整体趋势,曹魏所采取的策略大致可概括为“接受内附,积极平叛”。

汉末建安年间,韩遂、马超依靠氐、羌势力,起兵反叛魏,遂割据一方。此时曹魏已从南征的统一战争中抽身,且军队已经过修整,并积极屯田荒地,国力有所增长。在这些前提条件之下,曹魏决议由对外统一战争转而清除内患,对民族割据势力进行征讨。

建安十八年,马超在汉阳又号召和领导羌、胡反叛,氐王杨千万响应马超,屯兵兴国。曹操使夏侯渊讨之。建安十九年,“超奔汉中。韩遂徙金城,入氐王千万部,率羌、胡万余骑与夏侯渊战,击,大破之,遂走西平。”在韩遂等割据势力被清除后,马超带着部分氐羌投归蜀国。这样以来,原属于马超割据之下的陇西氐、羌人民便又归属曹魏。

之后,曹操派遣夏侯渊收回被自称为“河首平汉王”的陇西人宋建占据了三十余年的羌族聚居地枹罕,夏侯渊斩宋建,平河关。“河西诸羌尽降,陇右平”,又“击武都氐、羌下辩,收氐谷十余万斛”,“太祖每引见羌、胡,以渊畏之。”自曹操以后,曹魏除了收回陇右氐羌的割据,还对于投蜀叛魏的陇西氐羌进行积极征讨。

自东汉末年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聚居的陇右河州地区逐渐失去的统辖又被曹魏复收回来,虽然河州氐羌仍然时叛时归,但总体仍属于魏的权力管辖之下。

整个曹魏时期,都不排斥边界民族的内迁,匈奴、乌丸、鲜卑等在汉末魏初都大量迁徙内地,一来是曹操为了统一南方急需兵力和劳动力,二来中原混战,北方民族趁机内侵后,留居内地的人口众多。

于是在司马师辅政时期,邓艾上言,邓艾的计划是分胡族的势力,一方面接受内附,封给爵位名号,使之与境外胡离心,一方面使内附的胡接受儒家文化熏陶,渐渐被汉人同化,知礼仪廉耻,忠孝君主。

可以看出曹魏时期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整体上是允许少数民族内迁的,并且也提出了相应的策略。除去陇右河州地区本就长期居住的氐羌外,乞伏鲜卑也是在这一时期内迁的。

曹魏民族政策的宗旨就是各族人民为曹魏国家所用,同时防止各民族势力发展壮大,实行“接受内附,积极平叛”的民族政策。而促成这一政策实行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补充兵源。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董卓之乱,使人口的流失和死亡十分严重,所谓“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可见当时战争所致的人口流失的惨状。

三国时期,战略争夺重点在内地,北方曹魏政权意图南下统一,南方的蜀和吴竭力保持政权的长久存在,也想向北扩大战争缓冲地区,但当时在汉族人口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曹魏为补充割据政权的兵力,借助北方多民族的优势,需要大量征发少数民族从军,于是北方少数民族就随着政策进行内迁活动。

王仲荦先生指出,人民大量死亡后,“天下不耕者二十余年,剩下来的编户齐民仅及汉代全盛时期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一。少数民族的入居内地,正可以代替他们,弥补劳动人手的不足。”

在河州地区,主要征发的便是氐、羌等族人民,因此对于当时蜀汉氐羌和河西氐羌的内附,魏政府是接受并且欢迎的;原因之二则是蜀汉与曹魏抢夺战略资源和战略地的需要。三国时期的河州地区介于魏蜀战争前线,也是魏蜀边界之一。若魏要灭蜀,就必须由陇右南下,蜀要灭魏则由陇右北上,而占据陇右的皆是氐羌部族。

众部族经常互相攻伐,不甚团结,因此容易分化和笼络。但氐羌部族也并无恒久效忠之心,心意摇摆不定,时蜀时魏,使得魏在此地的民族政策虽然主要为接纳笼络少数民族的投奔,但同时对叛乱的部族绝不姑息接受内附和积极平叛,二者相辅相成。魏国攻打蜀国战略中,必由陇右羌氐提供粮草和兵役,更重要的是,提供畅通无阻的道路。收氐羌部众和粮草于军队,让魏国免去了攻打蜀国时,后方境内氐羌内乱,也减少了本国氐羌投蜀后加强了蜀国势力的后顾之忧。

因此只要氐羌投蜀,魏政府必派兵平叛,同时夺其粮食,使其带给蜀国的利益最小化。魏国安西校尉、护东羌将军邓艾就说出了陇西羌的重要性,其中之一便是“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县饵。”可见此地既有丰富的农作物,又是蜀之门户,兵源强劲,重要性不言而喻。蜀国的诸葛亮、姜维进军陇右的主要目的便是征集擅长征战的羌氐人民入蜀补充兵源了。

史念海先生分析,“本来蜀军由益州至秦川,以越过汉中越秦岭为正当的途径。然而诸葛亮北伐六次,其中有三次都是在今日甘肃的东南部兜圈子,仅有两次是由散关和褒斜道越秦岭以至于渭滨。

实际上汉武帝时期驰名一时的‘六郡良家子’,大半都来自凉州的东部,就是陇右地区,凉州兵威猛,诸葛亮多次北伐,并不想就此直取中原,只是想占据凉州,充足兵源,然后再作第二步的举动,率师东下,以与曹氏争雄”,后来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仍然笼络河州氐羌,可以看出当时的河州不仅是对魏军极其重要,对蜀军的军队需求也同样具有重要性。

二、西晋的民族政策

魏咸熙二年十二月,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元帝曹奂建晋,改元泰始,至晋武帝太康元年灭吴后,中国自东汉末年各地割据后再次统一。公元291年至306年,西晋发生八王之乱,社会经济迅速崩溃,民生凋敝,由始“五胡乱华”,北方民族乘机南下,后于晋永嘉十年被刘汉所灭。

西晋陇右的河州地区在“八王之乱”之前,民族政策基本承袭曹魏之制,但与曹魏利用少数民族服兵役、供粮草以及与蜀对抗的宗旨有所不同,西晋是主要对少数民族进行编户管理。而且在这一时期,曹魏主动接受内附少数民族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与曹魏不同的是,西晋时期又有新的民族问题出现。第一,随着曹魏主动接纳内附民族于陇右河州地区,此区到西晋时期,少数民族人口或已超过汉人。西晋元康九年江统在《徙戎论》中提到“关中之人百万余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以及“西北诸郡,皆为戎居。”

虽此处涉及的是关中,但河州离关中距离并不远,且曹魏时河州作为重点内迁目的地,可想情况与关中应是差不多的,除去原有氐羌外,陇西鲜卑在这一时期也进入陇右;第二,曹魏于河州地区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用来对抗蜀国的,征发利用多于管理,而西晋在统一吴国之前还可羁縻此区氐羌,以解除平吴的后顾之忧。

在统一全国后,对陇右氐羌、鲜卑自然没有更多的战争用途,于是就要设定郡县对少数民族进行有条理的管理,这就与曹魏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不一样,可以说西晋时期问题更加复杂了。对于这些新出现的情况,晋朝前期的民族政策可以归纳为强化管理,威德并施。

这一政策固然有可取之处,也曾在前期发挥过作用,然而西晋少数民族最终为何大多皆叛,这与西晋内部统治者骄奢淫逸加之西晋后期八王之乱危害有很大关系,而统治者用人不当,大汉族思想过于严重以及对少数民族随意掠用作奴隶也是重要原因。

所谓“强化管理”主要实施在晋武帝时期,从当时晋武帝给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所设官职名称和划区给各个刺史管辖少数民族事宜中可见一斑。

西晋西北主要的少数民族,以及晋武帝在西北严格的护军建制,可见当时陇西的羌、氐、鲜卑并不安定。关中、陇右是中原政权防御西北别国入侵的边防重镇,少数民族的管理,表现出晋初对西北边疆的重视。

所谓“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主要体现在西晋对陇西氐、羌和鲜卑的税收政策上。西晋按各族接受统治的程度将少数民族划分为“远夷”和“近夷”,他们与当时汉人所纳税不同。普通中原汉人“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边郡汉人纳税只为中原地区的三分之二或者三分之一。

总结

而“夷人”较之边境汉人更加轻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所以,不种田的远夷,只需要缴纳数量极少的“义米、算钱”,这比起汉人所要缴纳的绢、绵等来说是非常少的。

“近夷”同汉人一样,也是编户齐民,但课税仍较汉人轻,《晋书·食货志》载太康元年颁布的户调式:“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那么陇西既属于边郡,又是“夷人”居地,苛捐杂税自然不重。况且,晋武帝于泰始元年和咸宁五年两次释放部曲、奴婢,这对于自魏晋以来被大地主收为部曲的少数民族民众具有保护作用。因此,晋初至少对陇西少数民族经济是不严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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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纵遇白况(2022-03-21 01:19:21)回复取消回复

    虽此处涉及的是关中,但河州离关中距离并不远,且曹魏时河州作为重点内迁目的地,可想情况与关中应是差不多的,除去原有氐羌外,陇西鲜卑在这一时期也进入陇右;第二,曹魏于河州地区内迁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用来对抗蜀国的

  • 辞眸馥妴(2022-03-21 00:34:16)回复取消回复

    末年群雄割据以来,又进入三国割据时代。占据着整个北方的曹魏,境内有匈奴、鲜卑、氐、羌、乌桓、羯、卢水胡、丁零等族,民族的复杂性和部分易叛乱地区,使得曹魏不仅面临着蜀吴外部的侵扰,在内的统治仍然不安定。因此曹操北还后,进行休养和整顿,准备平定和安稳政权内部的反抗斗争

  • 孤央孤望(2022-03-20 19:47:56)回复取消回复

    人民便又归属曹魏。 之后,曹操派遣夏侯渊收回被自称为“河首平汉王”的陇西人宋建占据了三十余年的羌族聚居地枹罕,夏侯渊斩宋建,平河关。“河西诸羌尽降,陇右平”,又“击武都氐、羌下辩,收氐

  • 依疚帅冕(2022-03-20 18:18:53)回复取消回复

    边郡,又是“夷人”居地,苛捐杂税自然不重。况且,晋武帝于泰始元年和咸宁五年两次释放部曲、奴婢,这对于自魏晋以来被大地主收为部曲的少数民族民众具有保护作用。因此,晋初至少对陇西少数民族经济是不严苛的。以上就是一些关于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实行了怎样的民族政策的相关内容以及这类内容周边

  • 假欢邮友(2022-03-20 16:34:28)回复取消回复

    以及对少数民族随意掠用作奴隶也是重要原因。 所谓“强化管理”主要实施在晋武帝时期,从当时晋武帝给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地所设官职名称和划区给各个刺史管辖少数民族事宜中可见一斑。 西晋西北主要的少数民族,以及晋武帝在西北严格的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