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 持续完善相关金融政策体系框架
来源：金融时报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将对金融稳定性构成重大威胁，这一观点正成为全球不少业内人士的共识。对此，3月24日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和国际可持续金融政策研究与交流网络（INSPIRE）成立的特别研究小组共同发布的《央行、监管机构与生物多样性：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行动议程》（以下简称《报告》）呼吁，“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必须采取行动，以应对与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
实际上，有关生物多样性丧失与金融稳定性的研究正逐渐被纳入世界多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研究议程。2021年10月11日至15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在中国昆明召开，为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10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在业内专家看来，在避免和减缓现有经济活动可能造成环境负面影响方面，金融机构还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伦敦政经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和环境研究所的可持续金融实践教授，INSPIRE的联合主席尼克·罗宾斯（Nick Robins）表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影响可能与气候变化相类似，但到目前为止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报告》显示，现在需要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以合作的方式解决这一双重威胁，推动建立自然向好的金融体系。
将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金融风险纳入监管
自2017年12月成立以来，NGFS一直专注于气候变化和相关风险。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NGFS意识到，其关注的领域应拓展到气候风险之外的环境风险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更加广阔的领域。随后，NGFS的技术报告进一步声明，气候变化本身就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一个来源，因此，在更广义的环境风险中，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可以被视为环境风险的子集，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损失有关的风险也被包含在环境风险的大类中。
在最新出炉的《报告》中，NGFS研究小组认为，经济活动和金融资产都依赖于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如果这些服务受到破坏，金融就有可能遭受物理风险。全球经济正向着保护自然的方向过渡，这也会带来政策、技术、市场或声誉方面的风险。此外，金融系统本身通过其贷款、投资和保险等经济活动影响着生物多样性。
“与气候变化一样，金融政策越来越关注金融体系在加剧、阻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损失方面发挥的作用。”NGFS研究工作小组主席马骏表示。
这也是越来越多人的共识。2021年10月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昆明宣言》提出了“转变经济和金融体系”以及“调整所有资金流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性；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强调的几个优先工作事项中就包括了“将自然和生物多样性纳入可持续金融的未来工作”。此外，在一些国家，披露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金融风险已成为强制性规定。在马骏看来，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应跟踪这些发展，评估其对金融机构和其管辖范围内的金融体系的潜在影响，并参与相应的多边倡议。
“当前，全球在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的行动正得到加强。”马骏告诉《金融时报》记者，“今年，将就《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一致。各国央行和监管部门的职责应该包括应对多样性带来的金融风险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到生态友好领域。央行和监管部门在落实《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上可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在这方面已有积极行动。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介绍，作为国际上建设了完善绿色金融发展顶层设计的国家之一，中国已经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其支持范畴，并且结合自身国情，持续制定并及时更新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战略，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她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目前，我国已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等政策文件中，均已纳入部分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内容。同时，作为世界上第三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和公约相关的国际事务，开展国际社会对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合作。
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对于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究竟该如何推动相关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首先是“应认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是经济和金融风险的潜在来源，并应制定相应对策。”根据《报告》，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将生物多样性丧失纳入绿色金融和环境保护战略，并采取综合的分析方法，反映相关问题对金融和价格稳定的影响。
要开展这些研究，就要求各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有分析和解决这些风险的技术和能力，并进一步评估金融系统受生物多样性丧失影响的程度等。“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可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金融架构，以调动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投资。”马骏表示，应将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稳定的考量主流化，推动金融决策部门采取行动。具体来看，可建立具体的促进生物多样性的项目清单，引导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这些领域进行投资，探索将生物多样性相关因素纳入货币政策，强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信息披露要求，披露要求是对保护者的一种“奖励”与对破坏者的一种“处罚”。
王遥则建议，金融管理部门在已建立的可持续金融界定标准基础上，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金融政策体系框架、强化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具体可操作性标准制定、完善激励机制以及披露要求，自上而下地推动金融机构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支持。她表示，金融管理部门应逐步在政策标准与指导目录中细化生物多样性的相关内容，并要求金融机构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投融资决策。
此外，围绕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自身的公益性较强、财务回报周期较长、对资本缺乏吸引力等问题，王遥建议，监管部门可以发挥引领作用，加大公共资金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投入，通过建立特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等措施，平衡项目后期风险收益，对金融机构与社会资本形成示范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