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城乡该怎么融合发展？

　　圆桌|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城乡该怎么融合发展？

　　对于中国人来说，“乡土”是一个有独特文化含义和民族情感的词语和概念。而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传统概念的乡村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谈起乡村，人们想到的不再完全是贫穷和落后的基建，随着近几年各类乡村改造计划的快速进行，乡村的发展与转型早已超出人们之前的理解。

　　近日，著名建筑学家王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原副院长张乐天在线上参加了2022 年牛津中国论坛“乡村与城市分论坛”，通过多种角度辨析当下中国乡村面临的转型挑战，带领人们重新思考21世纪都市与乡村的关系。

　　“反生态的现代化不是现代化”

　　“今天，人们往往觉得城市的地位高于乡村而纷纷涌入城市，乡村则沦为应被改造或者建设的一方，这种帮助本身是为了促进城乡发展，但介入本身是否也存在加固城市优于乡村这种认知的风险，从而加剧城乡对立？”

　　面对该问题，李小云直言，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势必会给乡村和农民带来伤害，但是如果让乡村一直停留在原住民的状态，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关怀，实际上是城市主义优越性的表现，是对乡村的一种偏见，甚至会给乡村和农民带来更大的伤害。

　　因此，他认为，乡村的改造要“温柔体贴”，要使其在生态、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适应发展现状，同时，再通过现代化的手段来推动乡村发展，推动乡村建设，而不是重复对乡村的破坏。

　　承续李小云的讨论，张乐天从时代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谈起。在他看来，在飞速变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塑造成为能够适应新时代、新文化的新人，农民亦是如此。

　　“当我们区分乡村和城市的时候，原来的观念会迅速引导我们把农民贴上‘需要教育’、‘落后’、‘自私’的标签，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农民作为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内生动力，我们应该肯定其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性，帮助农民把不适应现代迅速发展的东西剔除，了解和理解农民正面的东西，并将其充分发挥，同农民一起来塑造新的能够适应时代、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行为。”张乐天说。

　　王澍也同样表示，乡村建设是城乡之间互相学习的过程。他认为，中国的乡村不仅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也代表着一种更加靠近自然、接近原生态的原住民文化，它和高度人工化、高度商业化、全球化的文化是形成对比的。但是目前，农村的潜在价值被远远低估。

　　王澍呼吁人们应该意识到，中国未来发展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乡村。“我们在大学里所学到知识是不完整的，那些和城市有关的最多只能算是一半的知识，乡村则是另外一半的知识，我们带学生去乡村做高等教育就是去学习这另外一半的知识，这是一种相互学习的过程。”

　　温铁军谈到，中国的乡村发展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城乡关系问题，而是中国生态化转型的基础，也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关乎未来时期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所强调的乡村建设，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共同体理念，不是原来按照西方模式所想象的现代化。反生态的现代化不是现代化，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发展方式才是可持续的，才是现代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让中产阶层愿意到农村去”

　　随着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财富和文化崛起，乡土感已从过去的“乡愁”愈益演化成为一种中资主导社会变迁的“去城市化”群体行动。城市化进程放缓之际，“逆城市化”逐渐成为复杂的全球形势之下的新潮流。

　　逆城市化之际，乡村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温铁军谈到，最近这些年，我国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新的“上山下乡”运动，大量的城市创业者向乡村流动。“大量的中产阶级市民有了一点余钱剩米，有了一点财务自由度，纷纷要求下乡，这是一个新的潮流，我们把它叫中产阶层的绿色主义消费倾向。”

　　在他看来，过去我国的政策主要是鼓励农民进城，并未鼓励市民下乡，没有为中产阶层深入到乡土社会的一系列变化做好政策准备。“目前尽管城乡融合战略已经开始得到许多认可，但是要落实下去，必须要关注到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变化，才能适应新的局面。”

　　以浙江中产下乡的现状为例，张乐天谈及自己的调研，近年来，浙江为了让乡村和城镇实现同步发展，鼓励城镇当中发展工商业比较成功的人回乡带动农民、农村发展。“就是动员老板们回到家乡去做党支书记、村主任，让他们去带动其他农民致富，这种模式在浙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确实有一批人能够回到家乡去，通过努力，让自己的乡村能够得到发展。”

　　“但是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到更多这种情况，现在年轻人，包括浙江那么好的乡村的年轻人，哪怕农村收入再高，他们还是觉得读完书之后要离开乡村。”因此，张乐天在最后提及，“要慢慢改变乡村年轻人千方百计想离开乡村的现状，想办法创造一种氛围、环境，制定政策、条件，让有一批有能力的人回到乡村，让一批中产阶层愿意到农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