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等到吕雉去世后才发动政变既有实力因素也有政治合法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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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等到吕雉去世后才发动政变既有实力因素也有政治合法性因素

刘邦驾崩后，吕雉掌权十五年，在执政期间她大肆分封诸吕，遭受到王陵的强力抵制。王陵说：“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吕后不高兴。再问陈平、周勃，他们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欲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吕后大喜。王陵后来问陈平：“始与高帝歃血而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纵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陈平回答：“于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后，君亦不如臣。”王陵无言以对。后来果然如此，吕后刚去世，周勃、陈平便发动政变，诛杀诸吕，迎代王刘恒登基。问题来了，吕雉称制十五年，这么长的时间之内，为什么这些功臣、藩王不动手，非要等到吕雉死了之后才下手呢？刘邦“安刘氏者必勃也”的话非要到吕雉死了之后才能实现吗？实力对比是次要的，行动的合法性考虑才最关键。也就是说：吕后活着时，功臣们对诸吕动手是师出无名的；但在她死后，则理直气壮。诸吕之乱，其实是功臣们刻意挑起的宫廷政变。

也许是因为武则天、慈禧等人的反面案例，咱们对古时后宫女性“垂帘听政”的做法极为反感，甚至有“牝鸡司晨”之类的贬损。但在实际上，在古代帝王年纪尚幼时，他的母亲（即太后）临朝称制、代为处理朝政其实是很合理的，在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即所谓的“名位既正，体同皇极”，符合封建政治逻辑。而吕后则更加名正言顺。

首先，“吕后为人刚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为列将，从征伐。”吕后是刘邦的结发妻子、身份名正言顺，而且劳苦功高、个人能力极强，韩信、彭越这些刘邦想杀却又不好意思撕破脸的功臣，都是由吕后操刀除掉。

吕雉

吕氏家族其他成员同样不容忽视，吕后的哥哥吕泽、吕释之，妹夫樊哙都因战功封侯，是功臣集团中的实权派；其实这就是在与戚夫人的争储之战中，吕后能得到功臣集团全体支持的重要原因。

第二，刘邦的认可。刘邦在病重去世前，曾与吕后交流接下来几任丞相的人选，这就意味着，他已赋予了吕后在汉初政治中的地位；

其三，现实的需要。西汉初年挑战重重，对外有强悍的匈奴威胁，对内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国弱民贫，功臣勋旧群体的利益需要调和，这些都要求在位的统治者具备足够的能力、资历与威望。而汉惠帝年仅十六岁，且性格温和柔弱，显然难以独自肩负起这份责任。

而吕后则能够很好地满足这份需求，她的资历、见地、权势、威望和手段，与那些男性功臣相比丝毫不落下风；而且刘邦在世出征时，她已经时常镇守长安，处理政治事务驾轻就熟。因此，在刘邦驾崩后，吕后对草创的西汉朝廷而言无疑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因此，在刘邦驾崩后，劳苦功高的吕后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合情合理、正当合法，这也是朝野上下接受她实际执掌朝政的原因。

刘邦

首先，吕后虽然对情敌戚夫人手段狠辣，对刘氏宗亲也毫不客气，但对功臣集团的利益则毫无侵害，比如她完全按照刘邦的遗命，安排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主政，并没有刻意培养自己的官僚派系；

其次，吕后虽然违规提拔诸吕为王，但她跟后世的武则天不同，所作所为的本质只是为了维护家族利益，没有丝毫要改朝换代的想法。

其三，吕后虽是“女主”，但她在位期间颇有合格政治家的风范：

她沿用了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的思路，不扰民、不殃民，注重发展民生；支持汉惠帝废除挟书律等秦朝时期的苛政，在政治、经济上全面“顺流与之更始”，推行仁政、刑罚罕用，经常大赦天下，吻合了常年战乱后中原社会的现实需要。

吕后专权

《史记》称，在吕后当政期间，“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西汉王朝的民生、经济等逐渐走上正轨，为其后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因此，在这十几年中，即使吕后的一些做法有过界之嫌，但那些功臣、宿将、诸侯王，顶多在私下表达下怨气；在明面上，无论从法理、道义、实力对比层面来看，他们都不得不接受吕后的威压。

但随着吕后的去世，诸吕就彻底失去了继续大权独揽的理论基础；若想维持现状，他们只能保证自己具备足够的实力、强悍的意志。可惜的是，诸吕的“官二代”们并没有这份能耐。

也许是太过于急切地想保证吕氏家族的利益，聪明一世的吕后忘记了“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的道理。她知道功臣集团对自己的行为不满，于是在去世前，刻意让自己的侄子分管禁军，保证“枪杆子”在家族手中。

在去世前，她甚至再三吩咐吕产、吕禄：“高祖与大臣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即她已经预测到了功臣们会有所动作，因此叮嘱侄儿们一定要牢牢掌握军队，千万不要擅自离开宫城，甚至不要给自己送丧（后世的曹爽明白这道理就好了）。

吕产

可惜吕产、吕禄并没有父辈那样的能力与胆色，最终被莫须有的罪名连根拔起。

史书称，“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但任何史料中都不能提供他们“作乱”的证据。从道理上来说，他们掌握了朝廷的武装精锐，位居王侯，还掌握了幼主，维持现状对他们而言是最有利的，为什么会主动挑起政治动荡？

而且，随后吕禄在郦寄简单几句说辞下，就主动交出了将军印缓、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太尉周勃，其后只身离开，这哪里像有野心的阴谋家？

而掌握南军的吕产即使听说情况有变，却也没有采取任何举动，而是在未央宫门外来往徘徊，随后看到有士兵前来就连忙逃跑，最终被追到郎中令官府的厕所里杀害，全程没有体现出一丝的反抗、“作乱”迹象。

而这场政变爆发，距离吕后去世仅仅十几天，充分说明这一事件早有预谋。因此，所谓的“诸吕之乱”只是成王败寇的盖棺定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诸吕的最大罪过，就是违背了当初刘邦跟功臣们之间达成的潜规则：“‘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吕后在世时，还能为这一违规操作提供道义上的庇护；而在吕后死后，这一法理基础已经消失。

为了消除这一政治不平衡状态，以陈平、周勃为代表的功臣集团，联合齐王刘襄等宗室藩王，集体对吕产、吕禄领衔的诸吕发难，其后对权力进行重新分配。

说白了，“诸吕之乱”确实是一场宫廷政变，不过发起方并不是吕氏，而是功臣集团。但他们手上掌握了刘邦的“白马之盟”这一道义制高点，其后又迎立汉文帝、捧起了一代明主，所谓成王败寇，由此让他们的这一政变成了正义的代名词。

但说白了，所谓的“诸吕之乱”，只是陈平、周勃这些老江湖捏软柿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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