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孙中山：是爱国者，却非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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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孙中山：是爱国者，却非革命家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经过极大的转变才形成的，青年时期的孙中山曾明确表述过自己的想法，而这些想法显然是和革命思想挨不上边的，那么，他的革命思想是如何萌生，并逐渐发展成型的呢，又受到什么影响而有所变化呢？我们一起来探秘。

艰苦的童年

孙中山原名孙文，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典型的贫苦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即便如此也无法养活一家人，因此还要兼任更夫来补贴家用。

而年长的大哥孙眉也早早没有读书，前往一些当地地主家当长工，等到大一些后，为了谋生甚至作为苦力随船出国前往檀香山（今夏威夷）谋生。

童年的孙文所受的教育是十分传统的，首先其身份已然决定了当时的他没办法接触到新思想，几年旧式书塾的主要内容，也是传统儒家学说。

要知道，孙中山出生的这一时期（1866年），洋务运动已然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但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在社会底层所实行的教育依然是十分落后和愚昧的。

但是命运的齿轮是严丝合缝并缓慢转动的。孙文的故乡香山，因为紧邻广州和澳门，而两地的外国商人自前清以来，便十分热衷于“猪仔”贸易，即人口贸易，美其名曰“劳工移民”，从广东省哄骗了很多底层农民，签订合同后作为苦力运往南美、东南亚等地。在这些地方，背井离乡的中国人被作为牲口一样使唤，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奴隶”。

描绘早期东南亚苦力生活的壁画

孙中山的哥哥便是通过这一渠道前往夏威夷。美国殖民者，以传道士为先锋，在十九世纪初开始侵入这个岛国。

当地的居民在殖民统治下遭到了和印第安人一样的命运，在剥削下大量死亡，由19世纪初的20万人口骤降到1850年的10万，而且还在不断减少。由于劳动力的缺乏，从1865年开始从中国“进口”劳工。而孙眉则是第一批前往夏威夷的劳工。

孙眉到了那里先是做农业工人，积攒一些钱后开始独立开荒，经营农村，十多年间逐渐成为了一个农业资本家。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离开了家乡，前往夏威夷投奔哥哥，而这一离开，为其不凡的一生奠定了基调。

求学之旅

孙中山在夏威夷呆了五年，而这五年里，孙都是在由教会所办的学校里进行学习，在这里，他不仅学会了英语，还接受了初步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熏陶，逐渐从传统儒家思想的糟粕中走了出来。

甚至，因为是在教会中学学习，孙中山还信奉了基督教。但是其兄长孙眉极为传统，视基督教为洪水猛兽，极力反对并将孙中山赶回了国。

家庭境遇的好转，使得孙中山没有了后顾之忧，回国后，他选择了继续求学。当时正值中法战争（1884-1885年），孙中山选择前往香港殖民地进入由英国人办的拔萃书院和域多利书院就读。

拔萃书院旧址

之后，孙中山开始从事医学的学习，先后在广州香港澳门间奔波，一边学习，一边行医。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是中国第一批的西医，曾在澳门的镜湖医院任职，名声极为响亮，是远近闻名的名医。

澳门镜湖医院如今依然矗立

可以说，孙中山所受的教育是完全异于当时的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维新运动知识分子，都是由科举制中成长起来，并逐渐接受西方思想。

而孙中山自小便接受西式教育，而个人又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有着极大的认同感而对传统中国观点毫无包袱。其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验上还是理解上都和康梁等人有区别。而且，孙中山出身贫寒，而康梁出生于官宦家庭，对官僚思想的留恋也必然导致他们的理念出现分歧。

维新派领头人——梁启超

尽管如此，早年的孙中山，也依然是可以和梁启超以朋友的身份共同交流政治理想的，甚至，更早前，孙中山也对官僚体制抱有幻想，而作为“清帝国”子民，而上书李鸿章，希冀挽救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于水火。

大清的子民

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的夏天，28岁的孙中山和意气相投的青年同乡陆皓东一起到北方游历。他们由广州经过上海而北上。在上海，孙中山见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要人物——郑观应和王韬。

他们相谈甚欢，两人都认为孙中山年轻有为，是能够成为自己的“同志”的人，日后必然有所作为，所以将其介绍给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僚。此时的李鸿章正是在其权力的最盛时期，手握北洋海军军权，又是洋务派领袖。

帝国裱糊匠——李鸿章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社会思潮尚未明朗，无论是洋务派，还是新兴的维新派，甚至尚处萌芽的革命派，都还混作一团，难以区分。因为无论是哪种思想，其外在表现都首先强调学习西方，至于蕴含在思想深处的矛盾，目前都还未显现出来，他们的主要敌人目前都还是守旧派势力。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洋务派的李鸿章、维新派的郑观应、以及已然有革命思想萌芽的孙中山，相互之间相处融洽，一团和气，仿佛都在为中国的崛起而一道努力着。

当然，这种和平，随着马上爆发的甲午战争的发生而迅速被打破，甲午战争粉碎了守旧派的势力，失去了共同敌人后的各派思想便开始图穷匕见了。这是后话。

甲午海战葬送了李鸿章一手建立的北洋海军

说回孙中山，当他到天津后，便经过这个幕僚送给李鸿章一封他在出行前便写好的长信。李鸿章是否读过这封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封信的内容流传了下来，他写道：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这样一种思想明显是与维新派思想十分类似的，他在文中深感国家时势艰难，需要一系列措施来挽救“国家”，而到目前为止，孙中山依然对李鸿章之流抱有幻想，“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

武汉辛亥革命纪念馆

然而李鸿章没有回应，这份上书给出后，甲午战争便爆发了。如果看到后面洋务派的所作所为，不知孙中山是否会以寄出这份上书为耻？这我们无从得知，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孙中山便投入了革命中，从此将反封建作为了终其一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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