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生长点：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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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的生长点：过去、现在与未来

摘要：百年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反思与展望有利于我们把握前行的方向，也有利于研究者的道路选择。生长点作为学术发展的指针，是考察一个时期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有效概念工具。百年中国考古学经历了若干阶段性的发展，每个阶段有其生长点。一脉相承的同时，不同阶段具有与其时代相应的学科生长点。通过生长点的回顾与展望，由此也可以从一个角度认识百年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路径、现实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考古学的发展是学科内外关联的产物，外部关联包括社会背景、时代思潮与相关学科发展，内部关联是指学科理论、方法与材料之间矛盾［1］。考古学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显示，考古学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尽管学术研究是连续的过程［2］。不同时期考古学的发展有其侧重点，它们会引领一个时期学科的发展，我们形象地称之为学科的“生长点”。把握学科发展的生长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学科发展的趋势，避免学科研究的“内卷化”——尽管投入不断增大，但是所得认识上的进步越来越缓慢。在科学发展史上，如从牛顿的古典物理学体系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体系，执着于旧体系的研究者不得不面对研究停滞的困难。就研究者个体而言，无不希望自己处在学科的前沿，也就是学科生长的地方，为学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学科生长点的考察关乎学科整体以及研究者个体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百年的历史，回首过往，考察现在，展望未来，恰逢其时。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关节点上，新兴的文化自觉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处在一个转型的关头。审视学科发展的角度多种多样，这里所做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种，希望能够有益于学界的相关讨论。

一　过往中国考古学生长点的回顾

有关过往生长点的考察是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很难实现。因为学科的发展都已成为既定事实，生长点早已湮没其中。好在早期的中国考古学发展领域有限，关键的事实并不多，考察大体可行。张忠培曾用六大标志性事件来描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3］：（1）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遗址，开启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序幕；（2）1931年梁思永揭示后岗三叠层，代表中国考古学者开始掌握考古地层学；（3）1948年苏秉琦发表《瓦鬲的研究》，标志考古类型学的成功应用；（4）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学文化理论的运用开始普及；（5）1975年苏秉琦推出区系类型理论，成为指导考古工作者构建中国史前史的理论框架；（6）1985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与大课题》，指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如何转向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每一次标志性事件都可以代表一个时期中国考古学的生长点，并与一段时期中国考古学发展联系在一起。

百年中国考古学始于1921年，这一年不仅有仰韶村遗址的发掘，而且也是发现周口店遗址的年份［4］。与此同时，桑志华、德日进等发现与发掘水洞沟、萨拉乌苏遗址［5］，中国旧石器考古正式拉开序幕。这些都是以田野考古发掘来定义现代考古学。如果把这个定义拓展一下，把田野调查也包括进来，那么现代意义的中国考古学要追溯到1900年前后，其标志就是三个重大的田野调查发现：（1）敦煌古卷；（2）安阳甲骨；（3）流沙坠简。这三大发现都与文字材料相关，考古工作丰富了古史资料。王国维由此可以确认商王朝的世系，利用地下出土资料证明了古史文献的记载［6］。伴随着文字资料出土的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物质遗存，实物材料研究开始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考古学定义的核心就是要通过物质遗存去研究古代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1900年前后，中国考古学已经登上舞台。20世纪初的中国，国事衰败，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主动的考古田野调查与发掘都是外国人做的，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发掘则要从1926年的西阴村发掘算起。简言之，现代意义的中国考古学是从实物材料的主动调查与发掘开始的，即田野考古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

1949年以前的中国考古学是由数个重要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串联起来的，其中包括周口店、殷墟与中瑞西北科考。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由中外双方合作进行，这样的合作培养了裴文中、贾兰坡等第一代中国旧石器考古学者。殷墟的工作则由中国学者主持，这里就像一所培养中国考古学者的学校，训练了一批考古学者。同时，田野考古的基本方法逐渐形成，标志就是后岗三叠层的识别。而中瑞西北科考团代表中国自身学术力量的崛起，中国学术界在科考活动的组织与实施中坚持主权，改变了西方殖民势力长期主导中国考古学的局面。1949年以前是中国考古学的起步期，以田野考古为中心的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取代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的位置。如果要归纳考古学的生长点的话，田野考古无疑是最明显的。这其中以重要遗址的持续工作为中心，训练队伍，发展研究，已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策略。

尽管1949年以前的中国考古学还只是刚刚起步，但它所产生的“创建者效应”（founder’s effect），对后来的中国考古学影响深远，如旧石器考古长期被视为自然科学，划在地学领域中，因为早期旧石器考古主要由有地学背景的研究者研究的。不过，这其中真正影响中国考古学特色的是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导向。中国考古学研究可以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时间框架与时代背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只是一个代表而已。但在中国当时发展落后的大背景下，这也成为中国考古学落后的标志——太依赖文献。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前学者往往都有非常好的文献功底，不论是本土学者还是有留学背景的，这一学术功底后来几乎再也无法复制。与之相应的还有对传统物质文化的熟悉，此时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比较传统。这个阶段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和文献传统和物质文化传统结合较为密切，由此构成中国考古学在田野考古之外第二个生长点，也是内在于中国考古学的生长“基因”——历史导向。

1949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在国家的组织与支持下，建立起相关机构，逐渐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这个阶段的中国考古学以1976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掀起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一个高潮。从1952年开始，连续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培训了341名专业人员［7］，促进田野考古工作在全国展开，田野考古工作的规模大大超过1949年以前。围绕大规模基本建设展开相关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如半坡、北首岭、元君庙等遗址较大面积地揭露，由此带来较为系统的田野考古资料，为重建史前社会的面貌提供了材料基础。跟1949年之前一样，田野考古仍旧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规模更大，工作更系统。

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与分区（郑州市博物馆展览）

伴随田野考古发展的是理论方法的推进。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20世纪50年代时，青年学子曾经热情地主张要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8］。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原理到具体的古代实物遗存还有较大的距离，理论并不会自动与材料发生联系，需要考古研究者大量的工作跨越这其间的鸿沟。而这不是当时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所能解决的，这样的反思促进了如苏秉琦这样的研究者更注意考古基础材料的整理与研究。1959年《洛阳中州路》出版，为中原地区东周墓的断代提供了标尺，成为考古类型学工作的标杆［9］。同年，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一文发表，考古学文化理论成为构建中国史前史时空框架的基础理论［10］。基础理论方法的发展成为引领后续考古学研究的风向标，也成为这个时期中国考古学发展一个重要生长点。

大约1976年之后，曾经受到政治运动影响的考古学研究工作逐渐恢复，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与西方考古学联系增加，新的理论方法引入中国考古学。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国考古学的生长点首先要归属于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引入，其中取得突出成绩的要算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绝对年代测年、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微痕分析等。在理论上，接受度相对更弱一些，尽管有些论著翻译过来，但影响有限，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构架并没有改变。不过，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往往暗含着功能主义的观念，即要研究古代社会生活如何运作，如工具的功能、动植物的驯化、环境变化的影响等。这些方法的应用与推广，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约2000年之后的中国考古学）的功能化趋势做了铺垫。部分新锐的中国考古学者试图拥抱西方考古学，特别是过程考古学的方法［11］，但由于不熟悉过程考古学的理论基础，理解上还存在较大的偏差。其他一部分学者则不赞同西方考古学理论［12］。

受到中外交流大潮的影响，中国考古学开始更注意自身特色与中国文化身份。苏秉琦系统地提出区系类型理论［13］，这是中国学者在考古学文化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在此基础上，苏秉琦提出中国考古学研究重心应该转向研究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起源［14］。后来更进一步提出建设考古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设想［15］，这也是因应中国考古学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学术体系的反映，在国际交流中意识到中国文化、中国考古学的独特性。由此，在学术任务上、在理论方法上具有自身特殊性的中国考古学开始走向学术舞台。不过，苏秉琦提出的还只是一种设想，要将其转化为现实，则是当代与未来中国考古学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中国考古学派还只是一个处在萌芽状态的生长点。但从此时开始，有关中国文明的考古学研究则日益成为研究热点。

二　当代中国考古学的生长点

我们把当代考古学定义在过去20年的时间范围内，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的格局，国家经济实力发展加速，考古研究的规模空前扩展，可以说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发展有目共睹。这里直接将其归纳为六个有代表性的生长点。

中国文明考古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最闪亮的生长点。在世界范围内，古文明考古的重大发现集中在19世纪中后期与20世纪初，此后至今，不复再有那样伟大的发现了。那段时间可以称为考古学史上“激情燃烧的岁月”，因为那个时候考古学家需要穿越沙漠丛林，战胜疾病、匪徒、贪官污吏以及仇视陌生人的族群，伴随着传奇般的探险，伟大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消失的文明被逐一找到［16］。不过，和世界其他古典文明的发现相比，中国文明的集中发现似乎晚了100年。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发现消失的伟大文明才是刚刚进入高潮。良渚古城的正式确认是在2007年，随后发现的水坝系统，让“良渚文明”的称号成为可能。2011年正式确认了石峁古城，人们惊奇地发现，如此荒凉的黄土高原上距今4500年前曾经有一座硕大的城（市）。从前那些古典文明都是西方考古学家发现的，如今幸运的是，发现中国古典文明的荣耀留给了中国考古学家自己。我们或可以预期，今后一二十年里将可能迎来更多、乃至更重要的有关中国文明的发现。

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北斗九星祭祀遗迹

中国文明考古也是考古材料发现的组成部分，材料发现依赖田野考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田野考古才是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个生长点。通过田野考古，不仅获得令人瞩目的发现，而且还获得了探究古史的科学研究材料，更进一步说，还获得可以用于展示、品鉴的文化遗产。现在中国每年有成百上千的考古发掘项目，部分是基建项目，为了不被建设工程破坏，不得不发掘；还有少数为了研究目的的主动性发掘。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还没有过去，还有大量的发掘项目需要完成，不断会有新的材料出现。与此同时，随着专业队伍的扩大与国家支持力度的增加，主动性的发掘项目也会更多，发掘的精细程度还在提高。

中国考古学第二个亮眼的生长点是科技考古，也称考古科学、技术考古，或是实验室考古。从最近一二十年的发展来看，在国际考古期刊上，这个方向产出了最多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进步最为迅速的领域。科技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已经形成了若干分支，较为成熟的有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年代考古（年代测定）、人类骨骼考古、古DNA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等，还有更多的分支领域正在壮大之中。这些分支领域的最大特点是学科交叉性，研究者除了懂考古之外，还需要懂得相关方向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考古机构中将会兴建越来越多的实验室，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没有它们，考古材料的分析、保护都将无法进行。这个方向需要较多的人才，是很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第三个生长点是中外交流考古。这是个新方向，近些年来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进行，需要大量熟悉相关国家的文化工作者。考古学研究非常适合作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交流合作的途径，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与文化，为将来其他方面的合作奠定更有利的条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需要熟悉合作对象所在国家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目前较为迫切需要的语种是法语、西班牙语、俄语。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走出国门研究世界其他地区文明与文化是必然的。一方面是为了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明自身。只有通过文明比较，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把握中国文明的特色。中外交流考古需要一大批开拓者，目前我们的工作才刚刚起步。

第四个生长点是历史考古。这个生长点有点古老，但基础深厚。如果上面所说的考古学研究是冰山露出水面的地方，那么历史考古就是水面下的冰山。它扎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与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研究者不仅有考古专业人员，还有大量的爱好者。在历史考古中，文物研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需要良好的文献功底，需要熟悉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还需要一两门专长，青铜器、玉器、造像、铭刻……其中的行当不胜枚举，任何一个门类都需要终身的研究才可能精通。也许因为这个领域太过于艰难，致使后段考古的人才稀缺。考古专业的学生以为从学校毕业之后，就可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结果发现自己往往才刚刚入门，真正的学习要从实际工作的时候开始。文物（考古工作者似乎不大喜欢这个词）是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应该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有些忽视，将来应该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和以上四个方向相关的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生长点，那就是水下考古。它是田野考古，也是科技考古，更是中外交流考古，还是历史考古，因为沉船基本都是历史时期的。水下考古在中国考古学中出现比较晚，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最近这些年发展比较快。目前中国考古学界拥有水下考古资质的有150余人，现在能够下水工作的人员将近一半。中国水下考古的工作范围目前已经扩充到了红海、地中海。水下考古是考古学中技术与资金密集型的方向，需要相当大的投入。目前中国水下考古已经有了自己的专业船只，也有专业的潜水设备。尽管有先进的装备保障，水下考古工作还是很有挑战性的。不过水下考古有个其他方向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一旦遇到发现，出水物就会极其丰富，而且非常完整。

最后一个生长点是公众考古（或称公共考古）。这是一个热度很高但争议却很大的方向。习惯上，大家自觉不自觉地会把它等同于考古科普，实际上两者有较大的区别。考古学研究的目的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公众，服务于现实，服务于时代。公众考古的出现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读考古学史，我们会发现考古学最初是服务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他们在茶余饭后，收藏把玩古董，垄断了文化生活。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发展，中产阶层走上历史舞台，如果古物还是由私人把控，那么就很难让大家都欣赏到。于是乎有了博物馆，有了旅游产业，有了专业的考古学研究者。而今我们讲公众考古，其目的是要囊括最大范围的社会群体，显然，这些公众应该都是受过教育的群体（公众是教育普及的产物）。其关键点，或者说它不同于考古科普的地方，在于公众考古更加强调专业群体与公众的互动，更重视公众的参与，尤其考古爱好者的参与，让考古学获得某种有益社会发展的公共性。而要做到这些，一方面需要物质条件，网络时代的到来为这样的互动与参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掌握表达技巧的专业人员，能够把专业的话语以更接地气、更加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公众是一个极大范围的群体，因此，对公众考古的需求也是极大的。

三　未来中国考古学生长点的展望

未来中国考古学是什么样的呢？没有人能够做预言家。如果不知道未来中国考古学是什么样子，凭什么可以谈未来的生长点呢？也许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种理想或者希望，也是一些需要我们着力去发展的生长点。

第一个生长点是中程理论与中层方法。虽然两者共享一个“中”字，但是两者并不相同。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任务：透物见人。考古学的核心目标就是要通过古代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去了解古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离不开中程理论与中层方法。中程理论的关键意义在于它能够为考古学家重建过去提供一个框架或模板［17］。物质遗存（考古材料）最大的不足是零散、残缺，不是所有古人的活动都会留下物质遗存，不是所有物质遗存都能保存下来，不是所有保存下来的物质遗存都能被我们发现，被我们发现的物质遗存并非都能得到准确识别……经过如此重重筛选，我们能够得到的物质遗存最后只是古代社会的九牛一毛。做过陶器拼合工作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大概知道这是一件什么器物，如果能够得到从口沿到底部的残片拼合，那么就可以基本准确地复原这件器物。这个大致的模样就是框架或模板，中程理论提供的就是这个。

具体到考古学研究中，这样的中程理论主要是指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直接历史法、当代物质文化研究等。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缺少民族考古的研究资源，而且已经失去了开展民族考古的最佳时机。西方在殖民过程中，在非洲、美洲、大洋洲以及亚洲遇到了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人类群体，有的群体还在使用石器，有的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有的还过着母系社会生活，如此等等鲜活的生活面貌为考古学家了解史前人类生活提供了难得的窗口。毫无疑问，近代民族志以及人类学考察报告所记载的“原始”生活并不等于史前的真实状况。但是，在我们没有其他可以参照对象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就弥足珍贵。中程理论并不赞同把古今社会进行简单类比，而是主张从民族志与人类学材料中提炼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框架来。比如，我们研究史前的狩猎采集者，不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的狩猎采集者，只要他们依赖这种生活方式，必定要从自然界中去寻找食物，而不是去生产食物。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定居一地，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稳定的社会群体，更不可能发展出复杂的社会组织，由此在生计方式与居住形态上具有可比性。宾福德曾研究阿拉斯加的Nunamiut（爱斯基摩人的一支）人的居址组织策略，由此提出了著名的forager-collector模型［18］。这个模型广泛用于旧石器考古遗址功能的判断、工具设计策略分析、文化适应变迁研究等。

随着全球的工商业化，如今已经很难找到比较合适的能够开展民族考古的研究对象。不过，在这个方面，通过加大翻译的力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缺憾。如果能够直接利用英文资料的话，那么就可以实现“洋为中用”。中程理论的其他方面则都是可以开展的，如实验考古。目前我们的工作还是初步的，不够系统，规模也有限。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们或可以开展大型实验考古项目，甚至可以邀请公众参与其中。至于说其中的直接历史法，这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与长项，因为我们有一个连续发展的文明，有良好的历史文献资料，把历史时期与史前时期可以连接起来，由此可以理解某些史前的物质文化意义。最后，当代（也可以包括近现代）物质文化研究也可以发展成为我们的强项，因为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还只是刚消失，许多农业时代的遗存非常有价值；另外，中国地域广阔，文化多样，也有利于开展当代物质文化研究，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参考框架来。就这一点而言，拉什杰的“垃圾考古项目”颇有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19］。

相比于中程理论只是提供参考的框架，中层方法是直接用来研究物质遗存的。国内考古学中应用较多的聚落考古、系统区域调查、石器微痕分析、操作链分析等，都属于这个层次（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属于底层理论方法）。中层方法是当代考古学方法的主体，它是考古学研究实现透物见人目标的主要路径。这个领域是西方考古学的强项，如果我们去看西方考古学的论文，姑且不论其研究意义，可以发现绝大多数论文的中层方法的运用是相当不错的。中层方法离不开科学思维，那就是相信事物背后有其原理，通过观察、测量以及概念的抽象，可以建立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发展出数学描述。也就是说中层方法不仅仅是一些方法，其中暗含的是科学的思维习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层方法与科技考古是不同的，科技考古是学科交叉的产物，而中层方法是在考古学内部发展起来的。

第二个生长点是考古学理论。理论给人的感觉总是有些空洞的，再多的理论也不能真正回答问题，最后能够回答问题的还是考古材料的发现。这种经验主义的思维是由来已久的，然而，学术发展不是单凭经验主义就能实现的。能够铸造干将、莫邪这些名剑的工匠有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无法把经验传承下去，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冶金铸造的科学原理。理论是一门学科发展的精华，也是学科发展成熟的表现。当代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

考古学理论研究主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探讨考古学可以或应该去研究什么；二是回答为什么考古学能够这么做。前一个方面涉及到考古学边界的探索，如文化历史考古构建了史前史的时空框架，一定意义上回答了族群的渊源问题。但是考古学的发展没有止于这一步，过程考古把考古学的边界扩展到解释文化为什么以及如何变迁两个新的领域。后过程考古学更进一步，把边界延伸到文化意义（象征）层次上。现在这一切看起来很完美，好像文化的所有层面都有研究，但是考古学的边界是没有止境的，探索的脚步也不会停止。也许下一步，考古学研究会超越文化这个概念的限制。在当代考古学理论领域，的确除了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之外，还有生态、进化、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历史等范式，研究主题有物质性、性别、社会关系、心智等［20］。

有些遗憾的是，目前中国考古学中的理论都来自于西方考古学。虽然不断有人质疑西方考古学的理论是否符合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但是始终没有我们自身的理论诞生。理论肯定存在适合度的问题，理论都包含一些暗含的前提，有些前提是需要反思与批判的。吸收、批判、再创造，应该是中国考古学理论发展的基本道路。什么时候中国考古学有了自己的理论，中国学派的叫法也就可能成立了。理论虽好，它终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可能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从考古学史上来看，考古学理论的来源并不是田野工作。田野工作可以检验理论，但是它自身并不会自动生成理论。许多理论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尤其是考古学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密切相关学科的交叉。还有一些理论来自学科边缘的研究，如民族考古、当代物质文化研究。

第三个方向是国外考古。如果说中外交流考古是第一步，那么下一步就是国外考古，也可以称为世界考古，就是研究全世界。这个领域一直是西方考古学的专属，但未来中国考古学必定要涉足其中。中国不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我们研究世界的目的不是控制与统治其他国家，我们的目的是要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更好地了解人类本身，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明。虽然都是研究国外考古，但是我们的出发点与西方是不一样的。现在中国考古学者也越来越意识到，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仅仅通过国内研究是无法解决的。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例，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世界其他文明的形成过程，通过比较才有可能定位中国文明，了解其特色。每一个有历史的文明都曾经是成功者，都有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的东西；每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也一定有教训，值得我们警醒与反思。文明互鉴对每一个文明的长期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真正意义的国外考古非常稀少。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我们以前的发展水平不够，没有足够资金、装备，也没有相应的人才培养，更缺乏开展研究的途径。即便有人学习了国外考古，也可能变成“屠龙术”，毫无用武之地。如今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的发展深深地嵌入到世界之中，密切的国际交往产生了需求，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世界其他文明与文化。随着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这种需要越来越强烈。怎么满足这种需要就成了问题所在。中国学术界关注国外考古的历史并不短，20世纪50年代东北师范大学的林志纯就开始研究古典文明考古，引领创办了《古代世界史通讯》与Journal of Ancien tCivilizations（1986年），创建中国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培养一批古典学、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改革开放之后，部分研究者进一步到西方去深造，成为该领域的中坚力量。

总体而言，我们有关世界古典文明的研究更多是通过文献研究实现的，大部分研究者并没有考古学的训练，也没有机会到国外去直接参加田野考古工作或是直接去研究实物材料。未来这种状况一定会发生改变。学习考古学的学生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中，这会有效地拓展考古学研究的范围，丰富未来的发展选择。国外考古绝不仅仅限于古典文明研究，从旧石器考古到历史时期考古都可以选择。现在颇有一些学生选择艺术史研究，艺术史是古典（文明）考古与历史考古的前身，比较适合那些对艺术有兴趣的学生。我们通常把这些领域称为“绝学”，研究者需要熟谙多种语言，除了中、英等常用语言外，可能还需要学习一些已经消失了的文字。学贯中西，融通古今，应该说是这个领域研究者的标准描述。

就发展国外考古而言，以前我们是靠我们自己培养，并选择少量的学生出去留学，然后回国继续培养学生。这个速度比较慢，而且可持续性也不是太好。如今，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条件，中国考古学者正在走向世界，除了一带一路国家之外，我们现在已经走进拉丁美洲。虽然这只是个开端，但趋势已经出现。还有一个途径，中国考古除了走出去，还需要引进来，我们可以邀请国外考古学者来中国任教，一方面可以邀请西方国家的学者；另一方面可以邀请第三世界国家的考古学者来中国任教，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可以建设起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多头并进，就能较快地扩大我们国外考古的研究力量。

第四是“中国文化考古”。过去100多年，中国发展的主题是如何现代化，现代化不仅指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制度、文化思想、人文艺术。然而，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是很难清晰区分的。一件家具，它是技术产品，同时，它必定也是一件文化产品。使用这样的产品，不可能不接受其文化影响。现代化是否必然等于西方化呢？现代化与弘扬中华文化传统是否必然矛盾呢？当前，现代性的思想是需要反思的，我们对于现代性的迷信应该终结了。这应该是未来中国学术发展的趋势，因为过去100多年来伴随中国现代化这一主题的还有一个观念，那就是独立自主。两者是辩证的关系。我们首先赢得的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后来是国防工业，再后是其他工业体系、科学技术，终究会轮到文化领域的独立自主。也许这一步来得没有想象的快，但作为历史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20世纪90年代初，人文思潮开始涌动，但是这个时候所说的“人文”，基本都是指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过去1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样的人文主义是幼稚的，是一种乌托邦思想，真正推行到社会实践领域将是灾难性的。未来的中国需要“新人文主义”，这种人文思潮当然会借鉴西方优秀的人文思想，但同时会回归中国文化本位，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更加中和的态度看待中西文化。相对于我们曾经走过的路来说，那就是中国人文的复兴，更可能是一种再创造。回归中国人文传统，必定要回溯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任何一种文化在其萌生期，都是生机勃勃的，精神康健，到衰落的时候，往往是僵化死板，暮气沉沉。当前，中国考古学研究发现，中国文化的一些要素可以往前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乃至于更早的时期。探索中国文化的渊源，应该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任务，这也应该是中国文化考古的重要内容。

第五，新综合。有关世界考古学的综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自从有了碳十四以及其他绝对年代测定技术之后，全球范围内的考古材料就有了统一的时间尺度，就有了可以比较研究的可能，于是就可以书写世界史前史了。这也就是格拉汉姆·克拉克写作《世界史前史》一书的前提条件［21］。自此之后，综合研究不绝如缕。既然已有综合，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做呢？当然有必要！打开各种有关世界史前史的综合著作，不难发现其中涉及到中国考古学的部分往往都是非常少的，三、四十分之一的篇幅，甚至更少。在既有的世界史前史体系中，中国史前史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这与我们长期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比例是非常不相称的。

任何综合都是有选择的，任何选择都是有价值判断的。目前的考古学综合都是西方学者做的，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们有自己的偏好。与西方文化历史发展相关的必然会更加受到重视，与其知识体系相关的内容才可能被接受。以为世界上存在一个标准的世界史前史的书写方式是幼稚的，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标准的世界史前史或是世界考古学，而是会有从不同视角出发考察的世界史前史或世界考古学。简言之，中国考古学需要自己的全球综合。这不是说我们可以随意剪裁，乃至曲解材料，而是说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去阐释。

所谓新综合，不是指全球考古材料的简单罗列，它有几层含义。首先，综合是站在中国的视角，对世界其他地区考古学研究的整理，这样的综合，其目的是要帮助我们回答中国考古学的问题。因为有些问题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需要通过全方位的比较才能解决。其次，综合不仅仅指考古学层面的，还应该包括所有相关的研究。中国考古学偏向历史主义，而西方考古学，尤其美国考古学，是以人类学为中心的。两者之间有不少可以相互补充的地方，综合意味着对差异性的消化。再者，综合不仅仅是荟萃，更是在此基础上再创造。可以想象，如果真的能够实现上述的综合，新的思想就可能由此而生。这里的综合就是升华，如前面所说的中国“新人文主义”就可以算得上是这样的升华，它是在广泛学习世界不同文化基础上弘扬自身传统的产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善于综合的，因为善于吸纳，所以博大。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应该大有作为。

四　结语

尽管我们把中国考古学分成若干阶段进行考察，但还是需要强调指出，学术是累积性的发展，后人正是因为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能够看得更远。通过不同阶段中国考古学生长点的考察，不难看出每个时期的考古学发展都深受其所在时代的影响，从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的主张，到苏秉琦倡导的发展转向，再到走向世界的中国考古学，每一步都反映了时代精神与现实需要。一般地说，以材料发现与整理为中心的田野考古长期主导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但是在不同阶段，我们也可以看到理论、方法的引领与推动作用。再者，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材料的范围与质量、方法的科学性与多样性、理论的前瞻性与适合度，是影响考古学发展的关键因素。沿着这样的发展逻辑，最后我们才可以去展望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未来的中国考古学将走向“星辰大海”，将会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值得我们努力去追求。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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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胜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与范式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9（2）.

［2］布鲁斯·特里格.考古学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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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胜前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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