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自健——小记徐行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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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行自健——小记徐行健先生

□ 张期鹏

徐行健先生是我认识不久的一位朋友。

说是“朋友”，实际上是我高攀。论年龄，他是我的前辈。论资格，他是卓有成就的高级美术设计师、研究员、画家、书法家，是中国家纺产品设计中心主任、总设计师，是瑞典NCS大自然色彩协会中国地区特约设计师、济南大学等多所院校客座教授，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编委、济南市美术家协会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2017年，还曾荣获中国家纺艺术设计终身成就奖。论出身，他是名人之后。他的父亲，是济南著名文化学者徐北文先生。

这样一个“大人物”，我怎敢冒称朋友呢？

但他又的确是我的朋友。我们经著名文学评论家、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宋遂良先生引荐认识后，有一天，他应邀与济南文化学者周长风先生造访寒舍，不仅以他和北文先生的几部书法集、画册持赠，还赠我一份徐老的珍贵手稿。那是徐老当年为“可爱的济南”丛书写的序言。这个举动让我吃惊不小，我只能用行健先生“礼贤下愚”来解释了。这样一个人，不称之为朋友，又将怎么称呼他呢？在我眼里，朋友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最高称呼，因为高山流水，知音难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尽管这个词现在被用得滥了一点，在很多时候也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

其实，我对行健先生是有所了解的。这源于他的父亲徐北文先生，那是罩在他头上的一个最大光环。在济南，凡是热爱文化、学习文化、研究文化的人，如果不知道徐北文先生，肯定是一个笑话。当然，要是行健先生一无所长，就是有个比徐北文先生更有名气的父亲，也是枉然。他为人所知，有乃父之力，更是他长期扎实努力、砥砺深耕的结果。

行健先生比我父亲大两岁，出生于战火纷飞的1943年。他是名人之子，就得接受名人给他带来的荣耀和苦厄。在他青少年时代，正是父亲遭受各种磨难的时期。据他的女儿徐春娜编著的《徐北文年谱》记载，一直坚持记日记的徐北文先生，在1949年到1955年、1957年到1976年间留下的日记却很少。徐春娜说“有在运动中遗失的，还有一段时间因害怕被查没写日记”。这种严酷的环境对北文先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徐行健先生的影响同样巨大。但正如徐春娜所说，北文先生“青壮年时期经历过战争洗礼、数次政治运动的迫害、贫困和饥饿，但他依然爱生活、爱家人、爱大自然一切美好。困境中从未放弃对学问的追求、对生命的热爱”，这才使他在改革开放之后，能够焕发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这一点，对行健先生的影响可能更大，也更为内在、持久，构成了他生命的“内力”。如果没有这种“内力”，一个人的生命就会缺乏耐力与韧性，很有可能在逆境中因柔弱而遭毁灭，或因刚烈而遭摧折。所以，就一个人来讲，生命的“内力”是不可或缺的。有了这种“内力”，他才可以度过一切苦难，至少不被摧毁或击倒。那么，当年北文先生给他取名“行健”，是否就有这样一种期许呢？我没有问过行健先生，但我知道古人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句，北文先生应该是从这个含义上为他的爱子命名的吧？

从行健先生的经历来看，他的确无愧此名。早在1959年，他初中毕业之后不能继续升学，就进入了济南毛巾厂工作。那一年，他才十六岁。因为北文先生在此前的1955年，就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牵连；后来又被划为“右派”，由济南教师进修学院的一名教师，下放至林场苗圃劳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彻底平反，重回济南教师进修学院工作。父亲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儿子的命运；父亲的学养和“内力”，也给儿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济南毛巾厂，行健先生不论是干挡车工还是制版工，都没有丢下自己的学业，放弃自己的爱好，他以坚忍的毅力刻苦学习美术，也靠自己的美术专长逐渐改变了人生轨迹。1966年，进厂七年的行健先生被调到图案设计室从事设计工作，从此与家用纺织设计结下了不解之缘，也逐渐成了这个领域的佼佼者。我们从他那一大堆头衔中，可以看出他在家纺设计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他的事迹，还被选入了《中国自学人才荟萃》《中国职工自学成才辞典》《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名人辞典》。

当然，他的兴趣并不只在家纺图案设计中，他还有更广泛的爱好和更高远的追求。业余时间，他同样刻苦地学习油画、水粉、国画、书法，后来又专攻中国画，以花鸟为主，兼擅山水，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他的中国画，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实用美术尤其是图案设计“打底”，有着扎实深厚的线条基本功。这与那些喜欢挥动大手，落笔便是墨团、色块的“创新型”画家，有着本质的不同。而就中国画而言，线条无疑是基础的基础，所谓“书画同源”，大概也主要是从它们都注重线条的秉性说起的。

因为对于线条的强调，我们看到他笔下的花卉，即便是以雍容华贵著称的牡丹，也与那些习见的作品不同。它们在行健先生笔下，几乎全以长短线条和黑白两色出之，没有大红大紫之色、妖艳妩媚之态。偶有点染，也是画龙点睛，灵动自然。在一种“俗艳”之风弥漫的社会状态和艺术环境中，坚持与中国画的传统与本源对接，而不迎合市场和大众的口味，这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定力。这是一种外表平淡但内心热烈的品格，一种看似与世无争实则坚决抵抗俗风的坚定与决绝。这样一位画家，他不会为任何人画画，他的画笔只投向自己的内心、表现自己的情致。因此，他的牡丹是“花魂风骨”，梅花是“雪魄冰魂”。自然万物在他的笔下都有了自己的鲜明的个性，呈现出了一种难得的通透、傲然之气。元人王冕曾有《墨梅》诗云：“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是梅花的精神，诗人的高格。我觉得用在行健先生身上，也是很恰当的。

近读我的师兄耿介耳先生的《徐公牡丹记》，其中写道：“行健公云，我欲以线振精神。”“徐公牡丹，以线聚形，无线描之故态；丹粉浅淡，犹五彩之新妍。”实在是行家所见。介耳先生又说：“画手自来有分野，一者入手即俗，一者出手不凡。应知画手之手关乎心焉，所谓非力取可得者也。世人只知勤能补拙，不知其惟不可补心，心自有心养处也。”这也恰如宋遂良先生在《徐行健画册序言》中所说：“画得好，还是因为画家的人好。古人说，‘画者，文之极也’。中国画讲究历史文化之积淀。故以诗词、书法、金石三者辅之、约之、规之，使其浸润于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以脱其俗气、戾气、小气而成大器。徐行健先生出身于世代书香，父亲北文先生乃齐鲁当代大儒，然不幸迭遭磨难，致使行健少年间关顿踣，备尝艰辛，全靠自学成为全国第一流的美术设计师。这种煎熬磨砺，成就了他人道主义的胸襟。儒家的进取担当，道家的栖恬守逸，佛家的慈悲宽容，在他身上兼而有之。”

宋遂良先生同时指出，行健先生的“历练和天赋，使他在绘画和书法方面仍有广阔的空间。这个画册也许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是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永远都把每一天当成一个新的起点。行健先生虽已年届八旬，但依然精力充沛、虎虎生风，尤其是他爱生活、爱自然、爱艺术的那颗“大心”，依然在嘭嘭跳动，给他以生命的活力和艺术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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