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在我们所珍爱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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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赫玛托娃：在我们所珍爱的世纪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一九三九年初，列宁格勒正值严冬。曼德尔施塔姆瘐死集中营的消息从远东传来，让寒风中战栗已久的亲友们陷入更深的恐惧和孤独。拥挤的克列斯特监狱之外，长长的探监队列里，罕有男人的身影，不过有两位气质不同的女士仍被人认了出来，她们是作家楚科夫斯卡娅，和她后来陪伴半生的好友阿赫玛托娃。

此刻，两人正为被捕的丈夫和儿子的命运担忧，迫切想要从监狱里打听到一点亲人的消息，另外请求卫兵给他们送去一点自己好不容易筹得的钱和食物。这痛苦而漫长的折磨，后来成为阿赫玛托娃《安魂曲》中代序里的一幕——

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当然从来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喂，您能描写这儿的场景吗？”

我就说道：“能。”

于是，一种曾经有过的笑意，掠过了她的脸。

在狱墙之外得到诗人的承诺，这“笑意”里必定包含了诸多欢欣之外的感情。彼时不论是谁，或许都不会指望诗歌来拯救自己的苦难，但有人相信，她应该把一切描写下来。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〇年间创作的组诗《安魂曲》，似乎是阿赫玛托娃创作生涯的一次剧烈的转变，诗篇中充满坚韧、厚重的音符。自一九二二年起，她的作品被禁止公开发表，当人们时隔多年后与她在诗歌中重逢时，惊讶地发现，她不再是那个以纤巧精致的诗句吟诵爱情的女孩了。

从一战到内战（1914-1920）

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国对俄宣战，俄国沙皇随即下令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已被战争强化的民族情绪迅速点燃，民众的爱国热情一时无两，甚至连名字起的像德国人都要立即改掉。在这种热情的影响和裹挟下，战争动员一呼百应，不少文艺界人士也“油炸夜莺”般加入其中。

这是古米廖夫与阿赫玛托娃结婚的第四年，他们的儿子列夫还不足两岁。加入骑兵作战的古米廖夫此时尚未理解战争的残酷性，他对自己在作战中展现勇气很是兴奋。

与丈夫不同，阿赫玛托娃从一开始便对战争有着深深的不安。对丈夫安危的担心，对杀戮和死亡的恐惧开始出现在诗歌中，这是她诗歌题材的第一次开拓，“安静的道路突然五光十色，/哭声飘飞，脆响如同碰撞的银器，/我捂住脸，向上帝祈求/在第一次战役之前就被杀死。”

阿赫玛托娃生于乌克兰敖德萨，在刚一岁时便随父母迁到圣彼得堡附近的皇村生活，所以她童年的记忆基本都来自这个贵族们的避暑之地。这个迷人的小城里，皇宫、花园、林荫道、跑马场，都曾给她带来许多童年时代的愉悦，尤其是普希金曾经在这里求学的足迹更让她欣喜。阿赫玛托娃本名为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高连科，这不是一个文学世家，父亲甚至不允许她用高连科的名字发表诗歌，于是她一生的创作荣耀便属于了母亲家族的姓氏。

这个重组的家庭（安娜的父母以前都结过婚）衣食无忧，处事体面，却又远谈不上美满，这或许也是阿赫玛托娃一生感情路途坎坷的症结。父母情感不和，疾病也总是挥之不去，妹妹的早逝更给她的童年蒙上一层阴影。可是自那时起，阿赫玛托娃便有着一种善良的本能，她关注身边的人们，善于从普通人的庸常生活中发觉闪光点。同样，这也让她更为惋惜生命的逝去，渴望和平温暖的生活，所以不难想象，即使在全民狂热的年代，她对战争仍保持着本能般的抵触。

“须知简朴的生活总在某处，/还有透明、温暖和快乐的光……/那里，姑娘隔着篱墙与邻居/在暮色中交谈，唯有蜜蜂/听到其中最温柔的情语。”这首一九一五年创作的爱情诗，典雅而精致，带着明亮、温柔的气息，也有着预言般的告白，“简朴的生活”从此旧梦一场，想要寻回它的踪迹，这座城市不知还要用多少代价来“交换”。

在一九一八年与古米廖夫离婚后，她与学者希列伊科结为夫妇。在这个一开始便不被看好的新家庭里，她们的新生活也的确过得不好。这段实际上为期不足三年的婚姻期间，她很少写诗。让二人深陷生活漩涡的不单是感情和文学理念的问题，从写于一九二一年的《诽谤》中，可以拾起阿赫玛托娃在那个年代的记忆——在无情的天空下死灭的城市，/为了住宅和面包而漂泊，试碰运气。——这是关于饥饿的记忆。

饥饿、“素食”和清洗（1921-1940）

一九二〇年，国内战争随着苏俄红军的胜利而结束，民众的生活却没有随着响亮的宣传口号迅速好起来。长期的战乱让整个俄国的经济面临崩溃，城市的物资尤为短缺，死于饥饿的平民大有人在。城市里还有气力的居民会悄悄跑到郊外，用首饰等贵重物品从农民那里换回一点食品，这自然不是体弱多病的阿赫玛托娃所能胜任的事。她的生活穷愁潦倒，衣服破烂，房屋冰冷，凄苦到连自己的儿子都无力抚养，只能靠在出版社工作的那点微薄薪水和朋友的少量帮助度日。此时年仅八岁的儿子列夫被寄养在前夫母亲的家里，对他的亏欠，自此成为阿赫玛托娃难解的心结。

但评论家楚科夫斯基会永远记得那年冬天在出版社相遇的一幕，阿赫玛托娃叮嘱他稍晚到自己的家中，给他年幼的女儿带回一瓶牛奶。在那个年月，或许“除了她，谁也不会送人一瓶牛奶”。与善良的本性相伴的，是阿赫玛托娃对物质的蔑视。这不似她早年的诗歌风格，重视具体的日常事物，并把它们的形象与内心微妙的情感相连。对物质的“一轻一重”，其感染力无疑都是巨大的。这种慷慨的个性，在风光富足的日子里已经令人印象深刻，在漫长的饥饿年代也不曾改变。

与饥饿相比，家人的离去是更为沉重和直接的打击。一九二一年，先是古米廖夫从她家乡带来哥哥自杀的消息，后来，肃反委员会“契卡”又抓捕了古米廖夫。严酷的审讯后，古米廖夫拒不招供，当年即被枪决。这些残酷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带给她深重的悲伤和恐惧。

这种动荡之中，敏感的诗人并非没有选择。不少人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就敏锐地嗅到了危机，选择离开俄罗斯。对革命和国家前景的悲观情绪，弥漫在诗人之间，同时代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也在一九二二年选择了暂时离开。但阿赫玛托娃断然拒绝了出国避难的机会，她决定留下来，选择面对所有俄罗斯人共同的命运。哪怕这里正在燃烧的大火，注定“戕害着残余的青春”。

面对时代巨轮的碾压，个人选择生死攸关，不能轻言道德和功过的评判。选择去远方的人，未见得能如愿新生，留下的人也有许多心有悔意。不同的是，阿赫玛托娃认为自己是在这里成为了一名诗人，便应该留在这片土地上面对现实的一切。在一些拒绝出国“诱惑”的诗歌中，她罕见地表露出激昂的情绪，这似乎也彰显了诗人性格中坚忍、独立，又有些固执的一面——

那些抛弃国土、任敌蹂躏的人，/我绝不会与他们交往，/我不会听他们粗俗的阿谀，/更不会给他们献上自己的歌声……我们知道，在随后的评判中，/每一时刻都会给出证明……/但尘世间，没有人比我们/更高傲、更纯朴，更不会流泪。

实际上，阿赫玛托娃自己的处境早已不容乐观。一九二二年初，在莫斯科的一场名为“净化当代诗歌”的晚会上，马雅可夫斯基当众宣称，阿赫玛托娃的“内部家庭诗”已不再让他感兴趣。他似乎没有读到阿赫玛托娃的近作，所以听不到诗歌中那些坚定和丰富的语调，又或许他不知道自己这样高傲的论调，对阿赫玛托娃日后的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一年，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因被认定“与新生的政权不符”而禁止发表，这道内部的秘密指令，连被执行者本人都是在五年后才知晓，那时她已被作家协会除名。一九二二年，阿赫玛托娃唯一的安慰，也许就是遇见以后的恋人，与她相伴十几年的艺术史专家普宁。尽管我们日后得知，他们带给彼此的慰藉和欢欣也少得可怜。

在阿赫玛托娃称之为“素食年代”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列夫·古米廖夫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青年，像他的父亲一样，开始对历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个只要看到他档案上父母的名字，似乎就能判定他有罪的可怜青年，晚年被证明是一位出众的历史学家。这一时期，他来到母亲的身边，在列宁格勒大学研读历史学，也参加一些秘密的社会活动。温情的日子寥寥，列夫便因政见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八年两次被捕。这让他原本想弥补儿子童年缺憾的母亲倍感痛苦。在一九三五年，阿赫玛托娃尚可凭借自己的声望向斯大林上书求情，待第二次因图谋推翻政权的罪名被捕时，她已彻底无能为力，眼睁睁看到儿子被判处长期监禁。而这还远不是悲剧的结束。

从二人的生活轨迹来看，列夫与母亲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的。他对于母亲的怨愤，也许出自年幼时的分离，也许出自被抛弃的误解。事实上这种误解自童年就留下了伤痕，直到母亲生命的终点亦无法愈合。

一九三五年，在长期的饥寒和“大清洗”的恐惧折磨中，阿赫玛托娃的心脏和甲状腺都出了问题，外加肺病复发。就是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安魂曲》诞生了。这组写于一九三五到一九四〇年的杰作，彼时只能在诗人和亲友之间口口相传。待多年以后，朗诵它不再是犯罪时，它早已在俄罗斯的土地之外誉满天下。

面对这种痛苦，高山弯腰，/大河也不再奔流，/但监狱的大门紧闭，/而背后是“苦役犯的洞穴”/和致命的忧悒。

在少量亲友的短暂相聚中，隐秘记录下了一个时代的悲剧。战争和战后的二十年，每个人的命运都随这国家的动荡而漂泊不定，无人能躲避天灾人祸无情的摧残。妻子、母亲、罪犯、诗人……在时代的裹挟下，诗人的认知逐渐改变，早年诗歌中单纯、微妙的情感变得沉重而复杂，却始终有一种坚忍的语调，支撑着其不屈的尊严和意志，给诗歌带来宽广的境界，更为广阔的内容。

一九三四年，同住在莫斯科纳晓金胡同的曼德尔施塔姆因诗获罪，阿赫玛托娃目睹了他被捕的一幕。她四处求救，终于在布哈林的帮助下，曼德尔施塔姆被“宽宏大量”的获准自己选择流放地。一九三六年，在流放地沃罗涅日，曼德尔施塔姆的弟弟在车站迎接前来探望的阿赫玛托娃。据他的回忆，刚经历了三十多小时旅程的阿赫玛托娃显得苍老而痛苦。

干杯，为家园的废墟，/为我残酷的生活，/为两人共处的孤独，/也为了你，干杯——/为背叛我的双唇之寒意，/为世界的残忍和粗暴，/为上帝也不能拯救的一切。

此刻，国内清洗的恐怖尚未散去，与德国纳粹和平条约的假象以及对波兰东部的侵占，让有良知和预见的人们愈加不安。一场更残酷的战争阴云在天空的西方郁积，暴雨欲来。

卫国战争（1941-1945）

别尔嘉耶夫曾在一九一八年出版的《俄罗斯的命运》里这样说：唯有立刻承认俄罗斯的悖论性，它那骇人的矛盾性，才有可能揭开隐藏在俄罗斯灵魂深处的那个秘密……这是世界上最无国家组织、最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人们害怕政权，渴求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却又渴望生活在集体的温暖中。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最国家化、最官僚化的民族，它能够把任何事物都转化为政治的工具。俄罗斯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拥有一套庞大的国家机器，为捍卫它们的存在和维持它们的运转耗尽了自己的创造力。（《俄罗斯的命运》，译林出版社，2011年，P3-P7）

三年后，别尔嘉耶夫涉案被捕，次年被驱逐出境，自此流亡国外。颇有些黑色幽默意味的是，他以切身的经历佐证了自己对俄罗斯性格的精准剖析。也许，只有理解了俄罗斯性格中的深刻的“悖论性”，才能理解他们在反纳粹的卫国战争中所做出的举动。

一九四〇年，阿赫玛托娃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她仍在尽己所能为第二次被捕入狱的儿子奔波。法捷耶夫等作家的声援，让她获得了作协少许的经济支持和口头肯定，但她已不指望当局对自己态度有什么根本转变。这一时期，阿赫玛托娃关心着欧洲的反纳粹战局，并且重新开始诗歌创作，其中多有涉及战争，诗歌的内容与视野已有根本的转变和拓展。

六月，巴黎在德军猝不及防的攻势中迅速沦陷。阿赫玛托娃在诗歌中表达了对这座城市的担忧，同时向正遭受空袭的伦敦人致意。“最好向窗内瞧一眼麦克白，/与那个受雇的凶手一起颤栗，/但是不要这一幕，不要这一幕，这一幕，/我们已无力再朗诵这一幕。”此时，另一首长诗正在创作中，那便是《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直到去世的前一年，阿赫玛托娃仍在写作、修改它。

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正式打响。德国纳粹军迅速向苏联领土推进数百里，包围四十万苏联军队。三个星期后，已有二百万苏联人在炮火中死去。纳粹的暴行再次激起民众强烈的爱国热情，一时间，“大清洗”造成的精神伤痛旋即被向纳粹复仇的怒火所掩盖。最直接的例子便是，列夫·古米廖夫在结束刑期之后，毅然投入到惨烈的卫国战争中。同他父亲当年一样，他为自己在战争中获得的勇气而欢欣鼓舞。

在一战时，别尔嘉耶夫曾判断：“俄罗斯人存在着对力量的恐惧，存在着永恒的怀疑，以为力量都来自魔鬼。俄罗斯人在精神上是不抵抗者。”然而二十七年过去，在不断体会施暴的力量带来的痛苦之后，俄罗斯的性格已被重新锻造。

与对一战的彻底否定态度有所不同，阿赫玛托娃虽然仍旧反对战争，但她坚定支持反抗侵略者的正义之师，决心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整个文艺界都在尽己所能为反侵略战争奉献自己的力量，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甚至主动报名参军。常常卧病在床的阿赫玛托娃开始以广播的方式，向公众传递自己的声音：“我全部的生命与列宁格勒连在一起，我，现在像你们大家，靠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而活着：列宁格勒任何时候都不是法西斯的。”在炮火和疾病反复袭扰下，她有许多次的广播录音是在病榻上完成的。

今天与心上人诀别的女人，/愿她把痛苦转化成力量。/我们向孩子们起誓，向坟墓起誓，/任何人都不可能让我们投降！

在一次录完广播回家的路上，阿赫玛托娃在躲避空袭时，无意间躲进了三十年前经常光顾的“流浪狗俱乐部”，那是她与朋友们的聚会之所，也是她诗名萌生的地方。故地重游，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带来短暂的温暖回忆后，旋即代之以无尽的失落与感慨。

从列宁格勒疏散，在塔什干度过了三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之后，阿赫玛托娃重又回到这个承载了“荣誉和灾难”城市。战火渐熄，而之前被掩盖的痛楚，又逐渐清晰起来。

战后二十年（1945-1966）

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作家协会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在这次会上，日丹诺夫向阿赫玛托娃发动了攻击，再次让她的生活坠入谷底。一九四八年初，阿赫玛托娃身体一度恶化，这一次，冠心病的剧痛缠上了她。

从卫国战争前线归来的列夫，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第三次被捕，十二月被押送至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集中营，次年被判处服劳役十年。一再的打击之下，阿赫玛托娃表现出令人惊异的生命韧性，她忍着病痛多次前往检察院，寻求在位者的帮助或怜悯。可权力的癫狂之下，十年前的那种无助早已变为绝望。在被监禁时，列夫曾对母亲不救助自己颇有怨言。他不曾知道，此时尚处饥寒之中的母亲，哪还有什么对政治权力的影响力，她仅有的，无非是每个月竭力为儿子准备的一个装着饼干和烟草的小包裹罢了。

你再一次变得强大而自由，/我的国家，但是，化作灰烬的/战争岁月永远活着，/在人民记忆的宝库里储藏。/为了年轻一代和平的生活，/从里海直到北极的冰川，/一座座巨大的新城拔地而起，/仿佛为焚毁的乡村竖立纪念碑。

有人认为，阿赫玛托娃写于一九五〇年的这几首赞颂和平的诗歌，有向当局者示好的成分。这种评判是不公允的。

炮火之中，她的声音没有丧失可信度，政治高压之下，她没有丢掉一位诗人的高贵和一位母亲的尊严。对于生命的珍视，对和平的期盼，陪伴了阿赫玛托娃长久的创作抑或沉默年代。在冷战的阴霾中，某时某刻，整个世界几乎都忘记了什么是真正的和平，阿赫玛托娃通过对战争的记忆，向世人婉转地描绘了那幅美好画卷。

珍爱的世纪

十七岁时写的那首《我会爱》，似乎在冥冥之中昭示了支撑阿赫玛托娃忍耐一生苦难的能力。这种能力让她自始至终有着迷人的风采，有着一如既往的爱的活力。

两度经历战争，又两度捱过漫长的压抑岁月，野蔷薇花开花落，从那个“采摘一束美丽而馥郁的百合花”的小女孩开始，到一个沉稳典雅、平和庄重的老人行将离去，阿赫玛托娃站在世界的北方，含泪凝视着人类的悲欢，又以不朽的诗篇呼唤和平的岁月，写下她对生命和世纪的珍爱。“我们所珍爱的世纪，/听到隐隐然的跫音。”

一九六五年，阿赫玛托娃用几页纸的简短篇幅，云淡风轻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七十多年间，她经历了爱与背叛，经历了逃亡和坚守，经历了生离与死别，最后在晚年誉满天下，荣耀加身，被誉为白银时代的月亮。

生活的苦涩嚼尽，报之以无关紧要的回甘。实际上，“尘世的荣誉恰似云烟”，这是她二十岁时就拥有的判断。伟大或是庸凡，癫狂的岁月过后，在诗人眼中有什么分别呢？就像她在《野蔷薇开花》里写的那样——“亲爱的，我们不过是/世界边缘的灵魂。”

（文中诗歌多引自《记忆的声音——阿赫玛托娃诗选》，汪剑钊译；部分诗句和史料引自《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英]伊莱因·范斯坦著，马海甸译）

《记忆的声音:阿赫玛托娃诗选》

（俄）安娜·阿赫玛托娃/著 汪剑钊/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8月

《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

(英)伊莱因·范斯坦/著 马海甸/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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