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行境外业务触底反弹 “数量增长向质量”进行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天姣 北京报道

　　没有哪家银行不想走在国际前列。

　　经历了疫情和一系列复杂地缘冲突的国际银行业务，交出了自己的成绩单。

　　扭转2020年下滑两位数的状态，国有大行中，建行、工行、农行2021年境外利润重返两位数增长。同期，交行与中行则小幅下降。

　　2021年年报显示，建行集团商业银行类境外分支机构实现净利润75.24亿元，较上年增长29.28%；工行境外报告期税前利润34.1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2%；农行2021年境外机构全年实现净利润7.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约87.8%。

　　交行境外银行机构实现净利润57.01亿元，较2020年的61.09亿元微幅下降约6.68%；中行该数值为71.24亿美元，较上一年下滑约3.57%。

　　中资银行的机遇与挑战

　　国有大行海外利润2020年经过两位数的同比下滑后，2021年迎来反弹。2020年，按照各大行的口径，中行、工行、交行、建行、农行海外业务利润对总利润贡献值约为3%、5%、7.8%、2.13%与1.2%。

　　惠誉金融机构评级董事徐雯超和林国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资大行2021年海外利润的改善主要是由于与疫情高峰相比，企业经营活动恢复，减值支出减少。中资大行的主要优势在于人民币和跨境业务，因其与内地实体的关系由来已久，且内地实体正在向海外扩张业务。如，中国银行在香港和澳门拥有强大的零售业务，但内地银行在海外市场的零售渗透率普遍较低。

　　中金公司研究部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中资大行海外业务经营中的优势包括能够把握“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扩大贸易规模等的业务机会，发挥贷款、结算、贸易融资等方面的优势。

　　中资银行的挑战在于，进一步渗透至当地市场，以及提供与大型跨国银行类似的有竞争力的产品。

　　林英奇认为，中资银行需突破的是，在中资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为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以及对海外当地客户的开发过程中面临国际金融机构竞争的问题。

　　对于上述业务，年报显示，2021年末，中行在全球27家人民币清算行中占有13席，继续保持同业第一，在CIPS直接参与者和间接参与者数量保持同业第一。2021年，中行共办理跨境人民币清算业务632万亿元，同比增长超34%。

　　2021年，建行完成跨境人民币结算量2.67万亿元，较上年增长23%；交行在报告期内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约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60.50%。

　　工行同期跨境人民币业务量突破8.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约18.06%；农行2021年全年跨境人民币业务量2.11万亿元，较上年增长约21.97%。

　　境外分支机构“数量增长转质量”

　　业务需要依托机构和员工，其中，大行有着疏密程度不同的海外机构网格。

　　本着“持续优化全球化网络布局”的思维，截至2021年末，中行境外分支机构为550家，覆盖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41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同期，在“稳步推动境外业务发展和机构网络建设”下，建行商业银行类境外机构覆盖3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34个境外机构，其中包括全资拥有的建行亚洲、建行伦敦、建行俄罗斯等子银行。

　　工行足迹更为广阔。截至2021年末，巴拿马分行正式开业后，该行在4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21家境外机构，通过参股标准银行集团间接覆盖非洲20个国家，并在“一带一路”沿线21个国家拥有125家分支机构。

　　交行在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设有23家境外分（子）行及代表处（香港、纽约、伦敦、新加坡、东京、法兰克福、卢森堡、悉尼等地），境外经营网点69个。该行在年报中称，目前已形成了覆盖主要国际金融中心，横跨五大洲的境外经营网络。

　　农行境外机构脉络略显稀疏。该行境外分支机构包括13家境外分行和4家境外代表处。同时在18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2家境外机构和1家合资银行。农行表示，已初步形成了覆盖主要国际性、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双边往来密切国家（地区）的跨境金融服务网络。

　　境外机构多少的不同，反映在工作人员数量的差异。

　　大行中，中行境外员工最多，占总员工比例也最高。2021年末，中行除中国大陆外员工共计25414名，占总员工比约8.3%；工行境外机构员工15856人，占比3.65%。交行、建行、农行境外员工为2577人、1343人与726人，占比约为2.86%、0.38%与0.2%。

　　全球经济复苏在2022年仍将延续，区域合作将被继续推进，大行境外机构由此置身在较好的外部环境，前者也势必会在今年对海外业务谋篇布局。

　　覆盖62个国家和地区后，刘金表示，中行将推进境外机构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继续稳妥推动区域整合，亚太机构协同机制将覆盖RCEP全部境外成员国，同时按计划推进欧非中东地区机构区域化管理，初步建成欧盟IPU区域总部，不断提高区域内协同服务能力和管控水平，持续提质增效。

　　“工行将打造一批‘一带一路’优质标志性项目。”工行副行长张伟武称，该行同时将聚焦绿色金融领域，结合绿色低碳产业特点，探索可行的融资模式。

　　重点区域同为工行今年的业务焦点，张伟武补充，该行会紧抓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机遇，把握RCEP生效机遇，推动扩大在RCEP区域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与融资规模。

　　与其他大行同伴相比，较为不那么国际化的农行将全球足迹重点落在“绿色金融”域内。农行副行长张旭光介绍，农行会坚持开放合作，秉承开放包容原则，加快推动绿色金融业务与国际接轨。

　　强化海外资产管控

　　机遇与风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面对复杂的地缘环境，各家银行称将强化海外资产管控。

　　在业绩发布会上，工行副行长张伟武表示，世界疫情叠加地缘政治，引发了供应链中断、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由此面临不小的挑战。

　　但他提醒，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态势，关于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以及“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给商业银行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机遇。

　　“复苏可能呈现分化趋势，不均衡性、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刘金说，当前发达经济体正在推动或酝酿货币政策转向，加息环境对中行境外经营整体有利，但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有溢出风险，新兴经济体金融风险加大，需要持续关注。

　　刘金称，总体而言，中行在新兴经济体机构的资产、收益集团占比不大，影响有限。

　　尽管影响有限，中行后续将强化海外资产质量管控，加强海外机构行业组合管理，主动控制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组合占比，优化国别风险评级和限额核定规则，将国别风险总体控制在合理水平。同时，中行将持续关注境外疫情发展变化、纵深推进境外风险管理，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监管趋严的要求。

　　据张伟武介绍，下一阶段，工行将密切关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风险、信用风险、合规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从而做好境外经营风险防范。其中包括，根据外部形势变化，持续优化境外网络服务体系，灵活调整优化相关的业务发展策略，加快境外合规和风控的长效机制建设，统筹好发展与安全。

　　交行行长刘珺综合国际与国内的环境看待风险。“无论是从国际环境看，还是国内环境看，经济的下行压力都是多重且多元的。”刘珺说，俄乌之间的冲突加剧了供应链冲击，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行，使通胀成为一头难以驯服的怪兽。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从经济端找寻答案似乎并不特别容易。

　　“我个人的感受是，交行要在2022年持续向资本市场与投资者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刘珺说，但从乐观的角度出发，政策面上的可以启用多个工具。“宏观政策面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使经济得以稳定在一定的均衡区间。”即便中国2022年的经济的增长目标为5.5%左右，中国仍会是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主引擎。而基于此结论性判断，金融机构在其中一定会大有所为。

　　林英奇称，当前环境对中资大行海外业务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信用风险管理能力、业务协同能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合规风险等。

　　分析师认为，外部不确定性或会在短期内影响银行向海外扩张的意愿，而外部需求减弱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一些借款人的资产质量。尽管如此，由于多数中资银行的海外贡献普遍较小，二者预计其海外风险敞口的潜在资产恶化将是有限的。

　　惠誉认为，过去10年，中资大行迅速扩大了其海外业务，目前已遍布大多数主要发达市场。二者补充，然而，其业务模式仍然相对简单，主要集中在跨境人民币结算、国际贸易融资和银团贷款。由于这些银行的全球化努力是为了在中长期的海外扩张中更好地服务于其大陆客户，尽管面临短期内新冠疫情的挑战和业务中断，中资银行将继续利用在海外市场的专业知识，逐步提高它们的贡献和应变能力。

　　战略上，未来中资大行海外业务总体上可能仍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企业“走出去”为主，巩固亚太地区的优势、深入挖掘发达市场的业务机会、高质量拓展一带一路地区相关市场，以及更好管控其他新兴市场的风险。